制图：蔡华伟
降成本，哪些成本最该降？哪些成本最难降？针对这一中央关注、企业关心的问题，本报记者前往浙江、河南两地，对53家企业的成本状况展开调查，围绕制度性交易成本、垄断性成本、融资成本、用工成本等进行了报道，传递来自企业、来自基层的声音。今天推出的是这一系列报道的最后一篇。
这组降成本调查报道刊发后，引起了多方关注。近日，国家发改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办公室等部门纷纷与我们联系，表示将结合本报反映的情况，纠正实践中一些不规范的做法，并考虑对有关政策措施加以调整完善，以回应企业关切。一些部门还开展了督查和检查。我们希望，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使营商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让企业轻装上阵，让实体经济释放更多活力。
——编 者
“国家支持知识产权质押，但在操作层面上往往行不通，还是贷不到款”“花那么多钱搞创新，却被仿冒逼得不断降价。没有利润，哪儿有钱再创新？”……
近日，本报记者对浙江省的杭州市、嘉兴市和河南省的郑州市、洛阳市的53家企业成本状况展开调查。调查中，制造业企业反映，创新是企业的生命，市场不景气，研发成本也不能省。但是，企业对于创新过程中一些不合理的成本十分头疼，希望能够将其改变。
资金支持难获得
■“不少资金扶持或奖励项目，不管你有多少国际领先的发明专利，都要求有院士推荐，否则连申请的资格都没有”
这些年，国家大力支持企业创新，各部门的补贴与奖励资金规模也不小。可是，调查中，企业却反映，国家的各种科技创新扶持资金真正到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手里的很少。企业申请财政支持或税收优惠，还常常会卡在一些莫名其妙的条款上。
河南郑州一家科技型企业董事长李先生就讲了一件烦心事。企业的一项自主研发项目前两年被评为市里的科技重大攻关项目，市科技局通知企业可以到市财政局领取400万元的资金支持。可是，当企业到财政局打听取款事项时，却被告知“因为银行贷款合同没有附在项目申请背后”，企业被取消了资格。
“我当时就对经办人员说，‘这笔资金对正处于科研攻关关键时刻的企业有多重要，您是知道的。合同我有，我马上给您拿过来补上’，可是人家说‘没办法’。”李先生说，经过企业反复争取，最终这笔本能缓解企业创新燃眉之急的资金直到第二年才拿到了100万元。
李先生的遭遇可能是少数个案，但调查中多家企业反映，获得国家的各类创新专项资金支持，难度不亚于银行贷款。
——申请项目的前置条件多，经常是不比专利比院士。“不少资金扶持或奖励项目的申请，不管你有多少国际领先的发明专利，都必须要有院士推荐，否则连申请的资格都没有。全中国院士才多少？让我们这样的中小企业到哪里找啊？”李先生感慨。
——申请项目的门槛高，往往重企业规模、轻研发效率。洛阳嘉盛电源负责人告诉记者，尽管企业也承担了一些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却没有享受到国家的科研经费或专项基金。“我们也有几十项专利技术，研发效率很高，但是我们规模小、产值低，专项资金都去了大企业、研究院、国企了。”
——专项资金多为事后奖励，初创型小企业难受益。企业反映，初创型科技企业，最需要的是研发过程中的引导资金，可国家鼓励创新的资金项目多是事情干成了才会有补贴。
“初创型科技企业前期投入较高，如果得不到国家扶持，资金链难保不会断，常常是九死一生。”奥特科技董事长赵大平说。
支持政策难落地
■委托国家认证的实验室做检测，时间和费用成本都不低。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基本上是“传说”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由于历史沿革，我国不少创新资源，例如高端仪器设备、重点实验室都集中在高等院校内。尽管国家几次重申科技资源开放共享，但实际操作中并不顺畅，使这些关系到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资源与关键环节成了不少企业的心头之痛。
企业委托国家认证的实验室做检测，时间和费用成本都不低。洛阳嘉盛电源负责人举例，电池电容和传导辐射的检测试验设备一套就几百万元到上千万元，小企业很难自己购买检测试验设备，只有花钱去国家认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做实验。企业急着看结果，检测机构可不急，反正企业没什么选择，一项并不复杂的检测，周期有时要一个月，如果发现问题，企业改进技术后还要再去做实验，前前后后拖好久。
除了正常的检测费用，检测过程还会有其他的成本。欧斯曼公司研发了一个全智能生产车间，只要将原材料送上生产线，产品就会自动制造出来。为了试验这个生产线的稳定性并取得认证，企业与某大学成立了一个工业物联网研发中心，每天支付200元给实验人员，还负责实验人员的餐食。“对实验方基本没什么约束。实验做得不好，没人管，把企业送检的设备弄坏了，也不负责，企业只能自认倒霉。”
融资成本高也是处于初创阶段的创新型企业的一大心病。“银行更倾向于支持已经成型的产品，对新产品研发仍比较保守。”洛阳金诺机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李文斌表示，靠银行贷款很难筹集创新启动资金。
企业反映，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基本上是“传说”。尽管国家不断推出新政策，鼓励银行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一批城市和园区还开展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及专利保险试点。可是，基层企业却表示，单纯靠知识产权质押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很少，多数得到贷款的企业，实际是将知识产权与应收账款、股权、有形资产和企业信用等“打包”，才从银行贷到款的。“怎么评估知识产权，相关部门得出台可操作的细化标准，否则银行也很难操作。”一家企业负责人说。
创新维权太艰辛
■“如果政府能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就相当于给企业降成本”
即使企业创新成功了，维护知识产权的成本也不低。调查中，企业几乎都建议政府加大维护企业知识产权的力度，在打击市场侵权中出重拳、亮实招。
宇航重工总经理助理曾波就说起了一段创新维权辛酸史。去年，宇航重工研发了一款用于电解铝生产的筛分式粉磨机，产品投入市场后就颇受用户欢迎。可好景不长，仿冒产品马上涌进市场。
“我们要雇研发人员，又要创新投入，产品价格自然高。这些仿冒产品虽然质量比我们差，但价格比我们原创产品低，市场就被蚕食了。”曾波说，为了夺回市场，企业也去专利局等部门咨询，结果多位长期从事知识产权维权的专业人士都劝告企业，由于仿冒企业小而散，认定侵权过程又比较复杂漫长，与其维权，不如把利润投入到研发第二代产品，再通过第一代产品降价，倒逼仿冒者退市。“可是价格战就意味着赚不到足够利润，无法支持后续的研发。如果政府能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就相当于给企业降成本。”
与宇航重工有类似经历的企业不少。地处洛阳的北方易初饱受仿冒之苦，对维权成本之高深有体会。“好产品很容易被仿冒，而专利维权程序多，耗时又花钱，有理不知道去哪里说。”北方易初副总会计师王艳说，一家浙江企业仿冒北方易初的电动四轮车产品，连广告宣传图片和文字都如出一辙。而且这家仿冒企业跑到各地参展，消费者识别不清，很容易被忽悠。“我们花钱聘请了知识产权律师，跟他们打官司，目前已经两年多了，一审马上会判，但不管怎么判，肯定还有二审。” 杭州叉车集团负责人也有同感：“真要打官司很难，特别是外观专利，很难界定。”
申请专利原本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办法，现实中有时却帮了侵权者的忙。“好东西大家都喜欢。不写专利报告还好，写了反而公开了，搞不好你创新的东西就被别人占用了。” 赵大平说，“知识产权保护不加强力度，不落到实处，长此以往就没人敢创新了。”企业希望相关政府部门加强过程监管，把创新的秩序维护得更公平，让企业无惧“李鬼”敢创新。
（本报记者陆娅楠、王政、白天亮、左娅、刘志强、赵展慧）
《 人民日报 》（ 2016年06月06日 1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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