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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上海市检察院发布了《2012—2015上海知识产权检察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这是上海检察机关首次梳理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情况。白皮书显示，4年来，上海检察机关受理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总量逐年减少，受理侵犯知识产权审查起诉案件总计2405件，其中，2015年案件数比2012年下降了66.5%，平均每年减少31.5%。

       这本是值得点赞的数据，然而，检察机关并未因此感到轻松。“从该组数据来看，过去几年我们打击知识产权犯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种成效更多地体现在侵犯商标权犯罪领域。”上海市检察院知识产权专门办案部门负责人肖凯说：“总体来看，随着知识产权犯罪模式及犯罪手段日益升级，知识产权犯罪更组织化、网络化，打击知识产权犯罪也面临着诸多新挑战，无论是监督措施、办案机制或是相关立法，都需要及时跟进、完善。”

　　90%以上案件与侵犯商标权有关

　　该白皮书显示，2012年至2015年，“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件，占全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知识产权案件分别为80.5%、85%；位居第二的是“假冒注册商标”案件，在全部案件中占比分别是10.8%和8.35%。这意味着，90%以上的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与侵犯商标权有关。

　　“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下降，其实是指这部分案件数量的下降。这是知识产权犯罪中最常见的案件，过去几年来，上海多次展开专项打击行动，加大打击力度，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该类案件的发生。”肖凯说。

　　不过，目前所打击的侵犯商标权犯罪多集中在劣质仿冒、设摊销售等低端模式上，随着侵犯商标权犯罪模式升级，这一类犯罪打击难度也随之加大。

　　2014年底，上海警方在南京西路查获一起“淘宝城”销假案，这里聚集了30多家售假店铺，售卖假冒世界名牌的箱包、服饰、手表等，店内机关重重，监控探头密布，还设有逃跑暗道。该案涉及售假团伙38个，涉案金额达2亿多元。“淘宝城”管理方负责人也是售假团伙主要成员之一，犯罪团伙组织体系严密，团队组织者、经营者、店员、小工等层级分工明确，多采取异地生产、贴牌、再运往上海销售的模式。为逃避打击，一些团伙头目甚至寻找社会上闲散人员和有前科人员出面顶罪。

　　与此同时，一些疑难复杂的跨国侵犯商标权案也渐渐涌现。一些销假案件中，来自境外的犯罪分子长期私下联系采购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运至境外销售。

　　今年1月，闵行区法院就判决了一起外籍公民主导的跨国售假案。李某（英国籍）伙同徐某（中国籍），在国内采购假冒国外知名品牌的雪地靴、眼镜等商品，采取谎报品名、货标分离的方式，利用物流公司寄售至英国，3年间，售假金额达425万余元。法院最终判决两名被告人均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主犯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并驱逐出境。

　　犯罪手法日趋多元化、专业化

　　“4年来，侵犯商标权案数量下降了，其他类型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却有所上升，比如侵犯著作权、侵犯商业秘密、利用互联网侵犯知识产权等犯罪，犯罪手法也更隐蔽、更专业。”肖凯说。

　　2015年3月4日，徐汇区法院，一起侦办、审理长达4年之久的张某、泽某侵犯商业秘密案终于落槌。张某、泽某就职于上海某公司，分别担任公司专业产品事业部总经理、研发经理，并与公司签订《员工保密合同》，承诺对该公司在研发、生产产品期间形成的技术信息履行保密义务。2010年，在组织、领导一款GIS采集器的研发期间，两人掌握了该产品的核心技术信息。2011年，两人离职，另成立一家公司，利用该核心技术生产产品投放市场。

　　张某、泽某具有高学历和相关专业背景，反侦查能力、诉讼抗辩意识极强，坚称所涉技术信息并非商业秘密，并请来国内顶级的电子证据专家出庭作证。因为涉及产品专业性很强，检察机关多次委托鉴定机构鉴定，组织行业专家对案件中遇到的技术难题进行详细论证，前后耗费了数年时间，逐一解决了该案商业秘密认定和侵权行为判别的难题。最终，张某、泽某对判决结果认罪服法。

　　“此案给我们提出很多思考。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技术已经非常专业化，我们必须考虑知识产权案件办理的专业化和精细化问题。”肖凯说。

    上海自2012年建立全市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专业化办理机制，2015年，在上海市检察院第三分院设立知识产权处，发挥特殊案件集中管辖的优势，形成市院、分院、基层院三级联动的知识产权办案模式。与此同时，上海加紧建立知识产权领域专家咨询库，充分发挥专家咨询、技术调查官、技术鉴定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的作用。

    对传统知识产权立法提出挑战

    “仅有这些还不够。”肖凯说，“新型侵权盗版行为，在其性质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对传统知识产权立法提出挑战；法律规则的合理解释及有效应用，成为亟待解决的司法难题。”

    2014年5月23日，上海普陀区人民法院判处了一起侵犯著作权案，这是全国首例向法院提起公诉的网络链接型刑事侵犯著作权案。罪犯张某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自己注册的网站后台，加框链接某网站种子文件索引地址，向用户提供浏览、观看影视作品的网络服务。为提高网站的知名度和点击量，张某还加入百度广告联盟，由百度广告联盟在自己网站上发布各类广告，获取广告收益。经鉴定，该网站加框链接的影视作品中，有941部与中国、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具有著作权的影视作品内容相同。

    加框链接他人影视作品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规定的“复制发行”？是否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在长达2年的审理过程中，各方争议很大，最终，大家就网络环境下“复制发行”含义达成共识，明确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加框链接他人影视作品的行为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应当视为刑法规定的“复制发行”，情节严重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上海检察机关调查发现，一些知识产权侵权案件违法成本低，导致有效惩治不到位，有些不法分子在刑期结束后，迅速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从我们已办理的案件来看，罚金刑判处率比较高，2015年已判决案件中，70.4%适用了罚金刑，但罚金数额不高，平均罚金金额仅为2.939万元，最高罚金额为50万元。”肖凯说，“这些侵犯知识产权案件，被告都是以谋利为目的，如果监禁刑短，罚金又不高，刑法的威慑力就大打折扣。”

    “在英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是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如果发现你制假售假，即使只卖过几件假冒商品，检察机关也要求犯罪嫌疑人提供证据，证明过去6年当中所有收入的合法来源，凡是不能证明是合法的收入，则被认为是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收入，司法机构将在这个基础上进行量刑。”肖凯说，“这大大减轻了检察机关在证据收集上的困难和障碍，增加了惩治知识产权犯罪的有效性。”

《 人民日报 》（ 2016年07月13日 19 版）